蒲松龄为什么要创作《聊斋志异》?
 
从文化传统的因素看,自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兴盛之后,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一直延绵不绝,明末清初还有一个小小的高潮,鲁迅说“传奇风韵,明末实弥漫天下,至易代不改也”。
 
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。《聊斋志异》之所以选择鬼狐花妖的叙述方式,有社会动乱,“土木甲兵之不时”的因素——它们提供了素材的背景;有地域文化传统的因素,蒲松龄的家乡淄川古属齐地,是北方神仙方术和浪漫文化的渊薮,“山东多狐狸,尝闻狐狸成精,能变男女以惑人”,“凡村皆有神祀以寄歌哭”,“习俗披靡,村村巫戏”——它们提供了文化的背景;更重要的是蒲松龄个人的因素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《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》中说:“幻想只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贫乏的时候才能支配我们。……当情感无所归宿的时候,想象便被激发起来,现实生活的贫困是幻想中的生活的根源。”弗洛伊德在《诗人与白日梦》中进一步阐述说:“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,幻想是从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生出来的。换言之,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。每一个独立的幻想,都意味着某个愿望的实现,或意味着对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改进。”贫穷的生活,科场的蹉跌,因蒲松龄“才非干宝,雅爱搜神;情类黄州,喜人谈鬼”的性格而展开了想象的翅膀。鬼狐花妖,幽冥异域,使得他在现实世界的抑郁孤愤得到了宣泄和平衡,正如余集在青柯亭本《聊斋志异》序里所谈到的:“先生……平生奇气,无所宣渫,悉寄之于书。……嗟夫,世固有服声被色,俨然人类,叩其所藏,有鬼蜮之不足比,而豺虎之难与方者。下堂见虿,出门触蜂,纷纷沓沓,莫可穷诘。惜无禹鼎铸其情状,镯镂决其阴霾。不得已,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,以为异类有情,或者尚堪晤对,鬼谋虽远,庶其警彼贪淫。”好奇、爱幻想、深信鬼神的存在,具有浪漫的性格,是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里大量运用鬼狐花妖叙述故事的性格因素。
 
值得注意的是,在《聊斋志异》的序言中,蒲松龄在谈到其作品渊源时,并没有上接六朝小说和唐宋传奇,而是直称“披萝戴荔,三闾氏感而为骚;牛鬼蛇神,长爪郎吟而成癖。自鸣天籁,不择好音,有由然矣”,溯源于诗人屈原和李贺,认为自己的《聊斋志异》具有诗的品格,与屈原和李贺的精神一脉相承。
 
什么是诗的品格呢?诗的品格关乎优雅华美的语言,谐和鲜明的音韵节奏,而最重要的特征则是强烈的抒情性。《聊斋志异》不乏优雅华美的语言和新奇的意象,而强烈的抒情性则是《聊斋志异》迥异于“张皇鬼神,称道灵异”的六朝小说和“尽幻设语”、“作意好奇”的唐代传奇的重要特征。在《聊斋志异》中,不仅反映科举制度的篇章有着蒲松龄自己的经历、痛苦,“遇合难期,遭逢不偶。行踪落落,对影长愁”,具有强烈的抒情性,而且在反映广泛深入的社会普遍问题之中,也莫不具有浓烈的情感、抒情的笔调。他悲悯明清之际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,“炎昆之祸,玉石不分”,“于七之乱,杀人如麻”,“碧血满地,白骨撑天”;他愤怒于司法吏治的黑暗,“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”;哀叹懦弱的百姓“戢耳听食,莫敢喘息”,“可哀也夫”;他欣赏那些敢于反抗的英雄,“潞子故区,其人魂魄毅,故其为鬼雄”;他赞美淳厚的民俗民风,歌颂美好的道德,在弘扬传统道德上当仁不让,“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,犹在天壤,司风教者,重务良多,无暇彰表,则阐幽明微,赖兹刍荛”。他对于浇薄的民俗施以讽刺,幽默地批评谩骂的风俗:“甚矣,骂者之宜戒也。一骂而盗罪减。”对于人情的冷暖,他伤感地说:“贫穷则父母不子,有以也哉!”爱情婚姻是他描写最多的题材,他歌颂纯真的爱情,认为“情之至者,鬼神可通”,“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,不以妍媸易念也”。而抒情,在蒲松龄的笔下,浸透于他所能想象的一切生物身上,他写人与鬼的交往,写人与狐狸精的恋爱,写人与乌鸦、与牡丹、与黄蜂,甚至与老鼠、青蛙都可以发生爱情、缔结婚姻。就蒲松龄借用鬼狐花妖的意象,“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,以为异类有情,或者尚堪晤对,鬼谋虽远,庶其警彼贪淫”而言,就其抒发的“世无知己,则顿足欲骂,感于民情,则怆恻欲泣,利与害非所计及也”的浓烈情感而言,《聊斋志异》的确是屈原精神的苗裔,是以小说为诗,是具有诗的品格的小说!
 
浓郁的故事性也是《聊斋志异》很重要的特点,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,蒲松龄写得都摇曳多姿,引人入胜。冯镇峦评论《聊斋志异》说:“叙事变化,无法不备。其刻画尽致,无妙不臻。”“虽说鬼说狐,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。如未央宫阙,实地造成。”但明伦评论说:“事则反复离奇,文则纵横诡变。”可以说,在中国古典文言小说作家中,蒲松龄最善于讲故事,《聊斋志异》是最具有故事性的文言小说。善于讲说故事,除去与蒲松龄“才非干宝,雅爱搜神;情类黄州,喜人谈鬼”的性情爱好有关,与他作为私塾教师的职业有关,与他“文贵反,反得要透;文贵转,转得要圆;文贵落,落得要醒;文贵宕,宕得要灵”的美学追求有关,同时也与明清之际白话小说与戏剧高度发达,叙述文学的技巧有了丰富的积累有关。毫无异议的,《聊斋志异》深受史传文学的影响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给予《聊斋志异》的影响尤其深厚。《聊斋志异》更是在中国文言小说的系列里得到志怪小说和传奇文学的优渥滋养,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就直视《聊斋志异》为“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”的。但《聊斋志异》所接受元明以来白话小说和传奇戏剧的影响尤不可小觑。这个影响体现在人物对话的白话倾向上,体现在故事结构的多变曲折上。罗烨在《醉翁谈录·小说开辟》中曾要求宋元说话人讲故事要“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,敷衍处有规模有收拾。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,热闹处敷衍得越久长”,《聊斋志异》虽然是文言小说,但是它也出色地做到了。可以说正是有趣而曲折的故事,使得《聊斋志异》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其用文言叙述的传播限制,几百年来在广大的城乡不胫而走。
 
与中国传统作家生活在城镇不同,生不逢时的蒲松龄长期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底层,与农民生活在一起,他熟悉农村,热爱农村,他的作品特别善于运用民俗去组织和编织情节,有着一整套关于幽冥世界尤其是鬼的说明,有着一整套关于各种精怪木魅尤其是狐狸的传闻,也有着丰富的关于自然界各种祥瑞灾异的记载,更多的则是农村中生老病死、婚丧嫁娶的传闻和规范。《聊斋志异》所记载的民俗资料,堪称是明清时代的北方农村的民俗百科全书。这不仅成为《聊斋志异》的特点和魅力所在,使得后来模仿《聊斋志异》的作品望尘莫及,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高度兴趣。《聊斋志异》早期被西方学者翻译的作品大都是民俗意味浓厚的作品。英国学者翟理斯(Herbert Allen Giles)在其翻译的《聊斋志异选》(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)中就说:“《聊斋志异》增加人们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的知识,同时它对于了解辽阔的中华帝国的社会生活,风俗习惯,是一种指南。”
 
强烈的抒情性所带来的诗一样的品格,丰富而曲折的故事性所具有的趣味色彩,浓厚的民俗所反映的深刻的民族心理,使得《聊斋志异》赢得了广大的读者,“风行天下,万口传诵”,其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地位,如同白话小说中《红楼梦》一样,崇高不二,无出其右。